引言：侦查阶段律师的介入时机与权限边界研究——兼论《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9条的适用与“会见难”破解
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的“起跑线”，其程序合法与否直接影响案件的定性与后续裁判结果。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普及以及“捕诉一体”改革的不断深化，侦查阶段已成为案件命运的关键环节。在此阶段，辩护律师能否及时介入，不仅关系到犯罪嫌疑人是否能够及时获得法律帮助，也直接影响到其在认罪与否、羁押与否以及量刑幅度上的命运。可以说，侦查阶段已成为刑事辩护律师的核心战场，而在“首次讯问”与“采取强制措施”两个关键节点上能否及时行使辩护权，已成为实现有效辩护的前提条件。
在这样的司法格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9条的适用显得尤为重要。前者确立了辩护权启动的时间节点，后者保障了律师会见与沟通的实质权利。然而，实践中仍存在“介入难”“会见难”“沟通不畅”等顽疾，辩护权在侦查阶段往往流于形式。本文将结合上述制度背景与司法实务，探讨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的时机、权限边界及“会见难”的破解路径，力图在制度逻辑与操作层面之间建立衔接。
一、法律依据与制度内涵 （一）《刑诉法》第34条：辩护权启动的时间节点 第34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该条确立了律师介入的启动时点，即“首次讯问”与“采取强制措施”之日。立法目的在于实现辩护权的“前置化”，使嫌疑人从程序伊始便能获得专业法律帮助。然而，司法实践中“首次讯问”常被狭义理解为立案后的正式讯问，忽视了立案前的“预备性讯问”同样可能影响嫌疑人供述；“采取强制措施”则被错误限缩为逮捕，忽略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同样应触发辩护权的情形。这种“起点模糊”导致律师介入时机延后，削弱了辩护的时效性和实质性。 （二）《刑诉法》第39条：律师会见与沟通权 第39条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该条确立了律师会见权的即时性与非审批性原则。会见权既是律师了解案情、提供法律咨询的基础，又是防止刑讯逼供、保障供述真实性的程序屏障。然而，在“捕诉一体”格局下，侦查与批捕环节的高度衔接使得侦查机关更倾向于对会见加以限制，以避免辩护介入“干扰取证”。“审批”“拖延”“监控录像”等做法，实质上削弱了会见的保密性与独立性，也使侦查阶段辩护权的制度价值大打折扣。 二、侦查阶段律师介入的实务操作 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应依照法定程序行使辩护权，确保介入合法有效并留痕备案。具体操作可分为三步： （一）告知侦查机关 依据《刑诉法》第34条第4款，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应“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实务中，可通过当面告知或电话告知承办人，并提交书面委托材料。该程序不仅是法律义务，更是后续行使会见权与申请权的前提。侦查阶段证据变动快，律师若未及时告知，极易错过提请批捕或延押节点。 （二）递交委托手续 此外，关于滞纳金总额是否能超过税款本金，虽在理论与实务中存在争议，但目前并无法律明文规定上限。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税务总局已发文取消了欠税与滞纳金必须“配比”缴纳的要求，纳税人可以优先清缴税款本金，以停止本金继续产生滞纳金。 （三）了解案情 根据《刑诉法》第38条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50条规定，律师可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采取的强制措施、已查明的主要事实及延长羁押期限情况。所谓“主要事实”，应限定为时间、地点、行为方式等客观要素，不包括侦查中尚未查实的证据信息。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律师应转向检察机关阅卷。 三、律师介入的权限边界与沟通策略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捕诉一体改革的背景下，侦查阶段的律师介入不仅是一项程序性权利，更是决定案件走向的关键环节。侦查机关在“黄金37天”内完成取证、定性与提捕工作，意味着辩护人若未能在此阶段有效介入，案件的事实框架和法律评价将基本成型。因此，律师必须在有限的权限范围内，通过精确的时机判断与策略化沟通，实现对侦查权的柔性制衡。 从权利性质上看，侦查阶段律师的权限属于典型的“有限参与型防御权”。律师无权直接参与侦查活动，但可通过会见、提供法律咨询、提出书面意见、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方式，在程序层面构建防御。此种“程序性干预”并非弱势，而是通过法定形式维护侦查程序的正当性，防止刑讯逼供、非法取证、超期羁押等情形发生。律师的核心作用在于以程序合法性为基础，使案件走向更加符合法律规范。 在沟通策略上，侦查阶段辩护应当从“事实对抗”转向“程序合作”。由于侦查机关在证据掌控上占据优势，单纯主张无罪往往难以奏效。更为务实的做法，是基于《刑诉法》第81条的逮捕三要件——证据充分、法定刑幅度、社会危险性——提出“非羁押化”方案。例如，律师可以通过书面意见论证犯罪情节轻微、行为偶发、社会危险性低，建议适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这种以法律分析为核心的理性说理，不仅能避免对抗性冲突，还能使侦查机关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接受辩护建议，实现“程序与结果兼顾”的效果。 此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所有沟通行为都应当留痕与文书化。书面化不仅体现程序严肃性，也为后续监督提供证据支撑。律师可通过递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专用介绍信》《取保候审申请书》，书面记录会见内容并要求犯罪嫌疑人签字等方式记录辩护过程。同时，可依托电子会见系统、律师服务平台实现线上提请与备案，以防信息不对称或文书遗失。 需要强调的是，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边界具有动态发展性。随着值班律师制度、认罪认罚告知制度与检察监督机制的完善，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角色已从被动防御者逐渐转向“程序协调者”和“合法性保障人”。只有将制度细化为可操作规范，律师的介入才能真正从“纸面权利”转化为“制度力量”，实现侦查权与辩护权之间的实质平衡。 四、结语 侦查阶段律师介入的时机与权限边界，是刑事诉讼中权力制约体系的核心环节。《刑诉法》第34条、第39条为律师早期介入与会见保障提供了制度基础，但在认罪认罚从宽与捕诉一体的新格局下，唯有强化制度执行、细化程序节点、完善检察监督，才能确保辩护权的实质实现。律师在侦查阶段不仅承担辩护职责，更肩负着维护司法正义与防止权力滥用的社会使命。有效的早期介入，是实现刑事诉讼公正化、理性化的重要路径，也是现代法治文明的应有之义。 作者简介 王旭阳 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西安办公室 执行主任 王旭阳律师，中共党员，法学硕士学位，2009年取得法律从业资格。长期供职司法机关，被评为西安市十佳公诉人、陕西省十佳公诉人。现为上海市海华永泰（西安）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创始合伙人，党支部书记。本人及其团队专注于刑事及刑民交叉案件，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有着丰富的办理及应对经验，擅长公司在刑事、民事领域的风险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