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的核心价值，在于将供应链安全治理转化为可落地、可调度、可调查、可反制的系统性规则体系，以国家安全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统筹目标，构建起系统化的供应链安全治理体系。

《规定》开篇明确双重立法目标：一是防范化解供应链安全风险，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二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一导向表明，《规定》并非封闭收缩，而是引导企业在开放中构建安全韧性，在全球布局中实现“合规与发展”双向平衡。

《规定》第七条至第十一条构成国内供应链安全治理核心，围绕“风险防控”展开三大核心内容：

1、关键领域管控与动态清单管理

《规定》第七条明确，建立关键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清单，并依据产业发展态势与风险形势变化实施动态调整。尽管《规定》未列明清单的具体认定标准，但结合立法宗旨与产业安全治理逻辑，清单划定将主要综合考量四大维度：一是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重要性，涵盖国防、民生及国民经济关键环节。二是供应链脆弱性与对外依存度，聚焦“卡脖子”、高依存度的关键技术、原材料及装备。三是产业战略定位，重点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扶持及具有全球优势的核心产业。四是风险触发情形，针对近年来发生供应链中断、价格波动或遭遇境外限制的重点产业。清单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牵头制定维护、适时更新，保障监管精准高效。据此预判，新能源（光伏、储能、动力电池）、半导体芯片、关键矿产资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粮食与能源安全等领域，将优先纳入清单管理。

2、产业链信息共享及预警机制

《规定》第八条明确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信息共享，搭建专业化监管与服务平台，强化技术支撑”。这一条款确立了政府主导的产业链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旨在打破部门间、区域间、企业间的信息孤岛，构建覆盖关键领域的供应链数据互联互通体系。对新能源企业而言，需按要求报送关键原材料库存、产能利用率、供应商结构等核心数据，配合建立行业供应链透明度机制。第九条进一步明确，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制度，监测、研判、预警相关风险，强调动态监测与前瞻性预警，重点捕捉分析供应链中断、价格异常等风险信号。对企业而言，发现重大风险需及时应对，一是要常态化数据报送，建立标准化采集上报流程，保障数据真实及时，二是要主动性风险监测，建立内部预警机制，及时上报供应链异常，三是确保合规性信息安全，在共享数据的同时，严守数据安全与商业秘密保护规定，防范敏感信息泄露。

3、常态化风险防范与应急管理

《规定》第十条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关键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防范制度。该条确立了政府层面的常态化风险防范职责，监管部门会定期或不定期开展系统性风险排查，识别供应链薄弱环节、潜在断点及外部冲击因素，并据此制定针对性管控措施。

第十一条进一步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应急管理制度、制定应急预案，强调应急响应及时性与处置有效性，要求出现安全风险时，监管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机制，通过协调资源、组织替代供应等措施，保障产业链稳定运行。

如前所述，《规定》并未将企业定位为被动监管对象，而是明确赋予企业供应链安全主体责任。一方面，鼓励企业推进供应链多元化布局，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另一方面，明确要求企业完善内部风险防控体系，实现核心技术、信息系统及数据安全的全面可控。同时，《规定》亦明确，企业、行业协会商会等主体发现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情形时，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这意味着，企业在供应链安全治理框架中，不仅需“接受监管”，更需主动履行合规管控、风险排查及信息报告义务。    

《规定》第十三条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及国家规定，在境内开展产业链供应链相关调查、信息收集活动。该条款为境内供应链信息收集活动划定了法律红线，对新能源企业而言，境外监管、审计或客户委托的尽职调查方，若在境内开展穿透式检查、数据采集等活动，需事先获得许可、符合法定程序，否则企业配合此类调查将面临法律风险。第十四条进一步赋予国务院有关部门主动调查权，针对境外单边制裁、歧视性清单、不当贸易壁垒、强制断供要求等损害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行为，监管部门可依法启动调查程序，收集证据、评估影响、认定性质。

《规定》第十五条明确根据前条调查结果，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决定采取必要措施，赋予监管部门在调查认定后采取对等或针对性反制措施的权力。第十六条又进一步补充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反制法律制度，采取相应反制措施。并且，境内组织和个人应当执行国家反制措施，违反者将面临禁止参与政府采购、限制进出口等处罚。该条款不仅明确了反制措施的法律依据（如《反外国制裁法》《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等），更对境内组织和个人设定了强制执行义务与违规责任。

《规定》结合监管部门的跨部门协调机制，为新能源产业供应链安全构建了一个集风险预警、防控管理、数据监控及外部反制的闭环治理模式，既为企业划定了配合境外调查的合规边界，又提供了应对境外不公平措施的法律武器，为中国企业的供应链合规从国家制度层面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近些年在美欧等市场，新能源产业供应链合规监管愈发呈现以下显著趋势，使中国企业面临高门槛风险挑战。

美国于2021年施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UFLPA），将涉疆产品一律推定使用强迫劳动，企业需提交详尽供应链尽调报告以推翻该推定，否则货物不得入境。欧盟《企业可持续尽职调查指令》（CSDDD）、《工业加速器法案》（IAA）、《外国补贴条例》（FSR）以及德国《供应链尽职调查法》（LkSG）同样要求企业覆盖直接和间接供应商，严格履行人权和环境风险防范义务。此类规则强调对供应链全环节的追溯核查、社会责任尽职调查，形成对供应链“闭环合规”的高标准要求。简单的形式合规或零散资料难以应对监管机构的深入核查。光伏、储能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涉及多晶硅、锂、钴、镍等关键原材料，供应链层级复杂且跨境环节众多。境外监管机构不仅要求企业提供一级供应商信息，更要求穿透至二级、三级甚至更深层级，提交包括原材料开采地、加工工艺路径、用工记录、环境影响评估等全链条证据。企业若无法提供完整、可核验的供应链溯源文件，将面临货物扣押、市场禁入甚至高额罚款等严重后果。更为复杂的是，境外尽职调查往往伴随现场厂验、员工访谈、数据采集等穿透式审查手段，这与《规定》第十三条对境内未经许可调查活动的限制形成直接冲突，使企业陷入“配合境外合规要求可能违反国内法、拒绝配合则丧失市场准入”的两难困境。这要求新能源企业必须在供应链设计阶段即建立符合境外全链条尽职调查要求且不违反《规定》的合规证据体系，实现双向合规的动态平衡。

境外监管机构或其委托的第三方审计机构、认证机构常以供应链尽职调查、社会责任审核、产品合规认证等名义，在中国厂区开展穿透式检查。典型审查行为包括进入生产车间、仓库、设备区进行实地核查，拍摄生产线、原材料堆放区及成品库存，随机抽取员工进行单独访谈、询问工作时间、工资待遇、劳动合同签订情况，调取企业内部管理文件、包括劳动合同、工资流水、考勤记录、社保缴纳凭证、供应商清单、采购合同等，要求企业提供二级、三级供应商的详细信息、包括企业名称、注册地址、股权结构、生产能力、交易金额等。

这些行为亦与《规定》第十三条明确禁止的“未经批准的境内敏感产业链数据收集”构成直接冲突。境外监管框架往往将此类穿透式审查作为市场准入或持续合规的强制性要求，企业若拒绝配合，将面临订单取消、市场禁入或客户关系中断等商业风险。但若企业无条件配合，则可能因违反《规定》面临行政处罚、业务限制甚至刑事责任。这种矛盾局面对新能源企业的实务困境尤为突出，光伏、储能企业的供应链数据往往涉及关键原材料来源、核心工艺参数、产能布局等敏感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关系企业商业秘密，更可能涉及国家产业安全。企业在应对境外厂验时，需在满足客户合规要求与遵守《规定》之间寻求平衡。

境外监管规则推动企业对涉特定区域、清单实体供应商执行断链、终止合作，涉嫌助长境外“单边制裁”措施。境外监管规则日益强化对特定区域、清单实体的供应链管控，要求企业对涉及敏感地区或被列入限制清单的供应商执行强制断链、终止合作。例如，美国UFLPA要求企业证明产品供应链中不含任何涉疆成分，否则一律推定违规，欧盟《外国补贴条例》（FSR）要求企业披露并终止与受制裁实体的商业合作，德国《供应链尽职调查法》（LkSG）亦明确若间接供应商存在重大人权或环境风险且无法整改补救，企业必须与其终止合作。此类规则实质上是将境外单边制裁、歧视性清单的执行义务，变相转嫁至中国企业，逼迫国内企业沦为境外不当域外管辖的执行载体。

上述域外规则，与《规定》第十四条至第十六条构建的法定反制机制形成直接法律对冲。《规定》明确赋予国务院相关部门职权，可针对外国出台的歧视性、限制性措施开展专项调查并依法采取反制举措。同时第十六条要求，境内组织及个人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反制决定，违规主体将面临禁止参与政府采购、限制进出口资质、管控跨境数据传输，乃至对相关责任人员采取出境限制等惩戒。这意味着，一旦企业迎合境外客户要求，对境内合法经营的供应链主体擅自断链，极有可能被认定为协助履行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进而违反本《规定》及《反外国制裁法》《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等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