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关于预重整制度的立法沿革

我国现行有效的《破产法》于2007年6月1日施行，首次引入了重整制度，但是至今在全国立法层面仍没有关于预重整制度的明文规定，部分地方法院正在逐步探索和完善预重整制度。2018年3月4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22条首次提及了庭外重组制度[4]，初步对预重整制度有了一定认可。2019年11月8日实施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115条要求继续完善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衔接机制，确立了庭内重整程序对庭外重组协议效力予以认可的原则性标准[5]，预重整制度的立法实践呼之欲出。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实施的《北京破产法庭破产重整案件办理规范（试行）》（以下简称“北京破产重整规范”）对北京破产法庭办理破产重整案件做了详细的规范，在第三章构建了预重整制度的基本框架，将预重整作为重整程序前置程序，对预重整制度的发起条件、临时管理人的遴选及职责、债务人的义务、预重整制度与重整制度的衔接等做了详细的规定。无独有偶，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在2020年2月19日颁布实施的《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审理预重整案件的若干规定》也采用和北京破产重整规范同样的立法体例，将预重整作为重整制度的前置程序[6]。

（二）我国预重整制度的司法实践

虽然我国关于预重整制度的立法实践还在探索中，但是司法实践中企业适用预重整成功的案例相对较多，并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模式[7]。

第一种模式是破产申请受理前的法庭外预重整，一般在有关部门的主持下，由债务人和各债权人先行协商达成重组协议后再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以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与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以下简称“二重集团重整案”）为代表。在国资委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近30家金融债权人成立了金融债权人委员会，与债务人及其股东展开了庭外重组谈判。在银监会的组织下，各方达成了框架性的重组方案后，向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德阳中院）提起了针对二重集团的破产重整申请，德阳中院予以受理并于2015年11月27日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二重集团的重整程序[8]。浙江盛丰塑胶有限公司破产和解案也是在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之前先行由瑞安市处置办牵头启动预重整（和解）工作，通过政府主导预重整（和解），庭外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庭外和解协议的草案[9]。

第二种模式是法院受理破产清算之后的预重整，即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申请后，在宣告债务人破产之前，组织谈判并完成预重整方案，条件成熟时再由清算程序转重整程序。这种模式虽然也有相关的司法实践案例，但笔者并不鼓励一开始就直接对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我国《破产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率，同时淘汰产能低下的企业使之有序退出市场，每一个企业都是产业链上的一环，一个企业的破产清算往往关乎上下游众多企业的生存，因此法院受理破产清算案件应该谨慎审查，避免产生多米诺连锁效应。

第三种模式是作为法庭内重整前置程序的预重整模式。如前所述，目前北京破产规范和吴江市人民法院的预重整规范都是都采取这一立法体例。代表性的案例是浙江首例预重整案，两千万急救金救活负债18亿房企杭州怡丰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

三、小结

1、法庭内重整前置程序的预重整的模式符合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预重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在平衡债权人、重整投资人等各方利害关系人利益的同时还要保护债务人的正常运营，以使债务人企业的商业价值最大化，亟需强有力的能够协调各方利益的中间机构来主持、高效推进这项系统性的工作。我国的预重整制度尚在探索和完善阶段，市场上中介服务机构的专业水准也参差不齐，法院作为中立机构监督、引导预重整程序的执行，不仅能确保预重整的有序实施和相对公平公正，诸如，应预重整各方参与人的书面请求更换临时管理人，在听取临时管理人的解释说明后，决定是否予以更换，而且也有利于预重整与重整破产程序的有效衔接，在经审查发现债务人不具有重整的原因、价值及可能的情况下及时终结预重整程序。

虽然在法院受理破产清产后的预重整模式中，法院也可以起到监督和引导的作用，但是一方面，如前所述，《破产法》的立法目的不仅仅为了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同时也要维护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避免因一家企业破产清算，牵一发而动全产业链的情形发生，法院对破产清算案件的申请应该谨慎受理。另一方面，能够在破产清算受理后经审查转入预重整程序的企业大部分是有存续价值的企业，在破产清算申请受理之前就建议先行进行预重整，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

2、建立禁止反悔制度。《九民纪要》第115条规定“法院受理重整制度申请前，债务人和部分债权人已经达成的有关协议与重整程序中制作的重整计划草案内容一致的，有关债权人对该协议的同意视为对该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的同意”，庭外重整协议既然对相关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在重整程序中的相关当事人对同一事项的表决中应当禁止反悔，否则有违诚信原则[11]。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确保将预重整阶段达成的重组协议延伸至重整阶段，提高重整的效率，节约司法成本。

3、合理建立信息披露机制和信息保护机制。信息披露机制一方面可以防范债务人恶意欺诈、转移财产及个别清偿等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禁止反悔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债权人在同等条件下再次选择的权利，为了平衡债权人的权益，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投资人等各利害关系方充分披露企业的财务和经营等状况，务必保证债权人在达成庭外重组协议之前充分知悉债务人的相关状况，预重整阶段达成的重组协议是债权人做出的符合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任何权利的过渡行使都会导致权利滥用，因此，为了避免信息过度扩散给债务人企业的合法经营造成困扰，同时还应建立信息保护机制，对滥用债务人企业所披露的信息的行为予以惩戒，因此给债务人企业造成的损失还应依法予以赔偿。

4、建立债权人申诉机制。如果发现存在债务人欺诈或信息披露不充分的情形，那么，预重整阶段达成的重组协议有可能并非符合债权人利益的选择，应该给予债权人申诉的权利。只有给予债权人权利充分的保障，使其合理预期预重整阶段重组协议的效力，才能发挥预重整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优势。

5、法院在重整案件审理中要把握好尺度，既不能过分干预预重整中达成的重组协议，也不能对该等重组协议的审查流于形式，而应进行实质性审查。一般情况下，只要债务人和债权人等各方利害关系方达成的有关协议不存在损害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情形，且与重整程序中制作的重整计划草案内容一致，有关债权人对该协议的同意即视为对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的同意，法院应对其效力予以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