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余盛兴律师早年在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工作，从事律师工作近20年，承办大量国际贸易、反倾销等案件，以其专业影响力入选新民晚报的《中国入世20年20人》】
要不是朋友圈、各种视频会议号里最近到处在开的“研讨会”，我还真的没有意识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已经20年了。稍作调整，我也随笔如下。
（一）
对于WTO，最早的接触，甚至是朦胧的认识是在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记得那是中美双边协议签订后不久，教WTO法的张桂红老师给我们每个同学发了几页纸，是英文原文的协议条款。张老师是如何讲解以及我们是如何进行课堂讨论的，我都不记得了。
真的没有想到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竟然到了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的WTO事务咨询中心工作。自己内心的兴奋，还有我的导师张晓东老师的骄傲自不言表。还记得刚到单位不久，时任WTO总干事的泰国人素帕猜到访上海，单位安排我负责协助央视对这位贵宾的采访。几天里，我还充当过路人甲，向素帕猜先生提问，大致好像是询问，中国入世后，工作机会是不是会更多了之类的问题。
在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的工作是愉快而且充实的。在那里，我们不仅接触到第一手WTO信息和知识，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咨询，而且还参与开发了“反倾销预警系统”。现在回想起来，我对WTO体系的认知和对WTO规则的学习，基本都是在此期间积累的。
（二）
2003年初，我决定“下海”去当律师。说来，这来源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刚刚回到国内的王磊律师（他是当时代表中国企业在欧盟反倾销应诉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来WTO中心上课，机缘巧合认识了。一开始，我们只是合作写了一篇论文，在Journal of World Trade上发表，后来竟然聊起律师职业和工作。
第一次去公司现场是广西百色的一个军工厂。跟王磊律师在南宁机场碰头后，我们坐4个多小时的汽车抵达工厂。我很自然地进入工作状态——师傅讲解和回答问题，我在旁边记录；遇到不懂的，会后请教。细节忘了，但对住在单位招待所，一早被军乐声吵醒却印象深刻。
做律师一晃将近20年了。粗略统计下来，我自己经办的或大或小、或有名或默默无闻的国际经贸争端案件超过了300起。如今，我跟王磊律师不在一个单位，但彼此时常问好；有的客户不太联系，但和更多的客户成为好朋友。
想想，真好。
2011年在南通一家工厂，办理出口美国多层木地板案件
（三）
《新民晚报》前不久组织了一个《中国入世20年20人》专访，通过律协找到我，让我谈谈我经办的与WTO有关的案子。
《新民晚报》推出的《中国入世20年20人》
虽然我没有以律师的身份代理在WTO的争端解决案件，但要说与WTO相关的，或者利用WTO规则作为指引作用，甚至被用来作为法律武器的案件倒是有一些。
记得早期团队有个案子是代理安琪酵母在哈萨克斯坦应诉。师傅因日程冲突，现场核查临时让我去顶替。哈国来了两位长得很帅的核查官员，很有专业精神。一天下来，我对着白板，向核查官员演示和证明了公司的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因此得出没有倾销的结论。他们点头认可。然后我询问几种可能的后果，希望他们确认：万一最终认定中国产品对哈国国内产业造成了损害，而且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我们当然不认可），安琪酵母是否可以被免征反倾销税。他们说NO，我问WHY，他们说因为“有损害”。
我意识到他们是偏执地相信自己的观点。不行，这不能接受！于是，我找到早已经从WTO官方网站下载的WTO反倾销协定和哈萨克斯坦反倾销法，告知征收反倾销税需要3个条件，即有倾销、损害成立且倾销与损害有因果关系，缺一不可。两位官员彼此看了很久，然后说他们需要出去讨论一下。大约过了10来分钟，他们回来，对我说：你是对的。
我当律师以来办理过一些案子，其中有不少有名的案子。几个月前就开始考虑整理自己办过的或者关注的一些案例，从个人视角观察和评价中国入世20年的变迁和进步。但因琐事缠身，至今未能如愿。
也许，未来。
《新民晚报》采访稿
（四）
20年，一挥间。
很多熟悉变得陌生，很多从来不可能认识甚至交集的人和事不期而至。
20年，WTO举步维艰。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有人甚至断言“WTO已死”。WTO，如同一枚硬币，不受人待见，很多人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她的存在。但我相信，她是货币，其价值——不管时代如何发展到扫码支付甚至虚拟货币——将长期存在，不可磨灭。
关贸总协定以来，世界贸易体系已经历70余载。如果把她比作一个人，其成长和发展遇到某种痛苦和挫折，此乃自然规律。但是，毕竟她是当今国际贸易乃经济关系的基石，是调整国际经贸关系的重要手段。更何况，她的基础并没有被破坏，其核心价值始终存在。因此，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和困难，我相信各方很难也不会舍弃她。相反，人们会找到新的起点，开始新的征程。
因为：
岁月流淌，我心如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