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治理结构，60亿市值的企业是可以做到1000亿的。”

怎么优化治理结构？——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的公司与商事律师团队投入4年时间编写完成《与公司有关纠纷司法大数据报告与风险提示》（以下简称《报告》），基于“法律研究+大数据分析”，将2013年《公司法》修改后的数万企业纠纷类案件信息结构化，从案由与判决理念中梳理出具有统计意义的洞见，汇编成公司纠纷分析与预防的实用工具书。

9月15日，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联合威科先行举办《与公司有关纠纷司法大数据报告与风险提示》发布会，企业高管、企业法务、企业内部合规人士及公司法领域专业律师齐聚一堂，见证《报告》发布，共飨专业盛宴。

“法律研究+大数据分析”是纠纷防治的最好方法吗？大数据分析下，公司纠纷究竟有何特征？公司和律师能从中获得哪些重要信息？资深律师数十年的专业积淀、大数据分析的客观研究结果，一定能给企业、律师、法官带来跨越时空鸿沟的启迪。

01 系统梳理解读涉公司纠纷

9月15日，《与公司有关纠纷司法大数据报告与风险提示》发布会在位于陆家嘴的海华永泰总部办公室举行，君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培龙主持会议。

开场致辞中，上海市企业法律顾问协会执行副会长熊晨曜对《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表示，《报告》中海量的数据信息和案例内容，分析得非常专业和严谨，为内部律师、公司法务和广大同行提供了很好的方法论和参考工具，在“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这样的大背景下也非常应景。此外，《报告》的内容、数据、措辞都非常专业，值得敬重。几位执笔律师牺牲大量个人时间写成专业作品供行业参考，是一种奉献和情怀，值得感谢。

《与公司有关纠纷司法大数据报告与风险提示》从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由中，挑选出10个诉讼案由，对案件数量、案件审理程序、案件成因进行统计，形成大数据直观图表。编写团队根据公司纠纷类别，精简法院的裁判观点，并配合判决主文进行整理和分析，将不同案例呈现出的特点予以归纳，注明了文号、指导案例层级，便于读者进行扩展阅读及搜索。此外，《报告》还附上了最新法律法规，让读者能够对比法律原文与实务操作，从而更好地进行实践。

为增强《报告》的实践价值，编写团队通过案例的筛选、总结，归纳了人民法院对与公司有关纠纷案件的审理口径，从律师视角分别对公司和诉讼当事人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和建议。

为编写《报告》，海华永泰公司与商事业务团队投入4年时间，研究了自2014年至2020年涵盖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数千个涉及公司纠纷类案件，为公司经营过程中的风险防范、合规管理以及诉讼纠纷的解决提供实践指导。

公司业务是海华永泰的核心业务之一。海华永泰公司与商事业务团队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础和服务经验，客户囊括国有大中型企业、金融证券机构、外商投资企业、房地产企业、高科技企业、投资公司等各类商业主体，屡次在亚洲法律杂志、钱伯斯等机构的评选中榜上有名。

海华永泰高级合伙人、《报告》编写团队负责人聂彦萍告诉律新社，撰写过程中的判例检索、数据统计和分析归纳，是对公司法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总结和提升。通过对《报告》成果的分享，对内可以提升海华永泰律师在公司法领域的执业水平，对外可以对企业法律从业人员在企业风险控制、合规管理及诉讼纠纷的解决等方面提供现实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海华永泰高级合伙人罗广建表示，《报告》通过大数据工具分析，总结了案例经验，提出了公司治理优化建议，希望能够为《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提供指引，促进法律服务的高效实践。

02为企业合规提供指导借鉴

发布会现场，《报告》的诸位作者以《报告》为基础，结合自身多年的法律服务经验，向到场的企业高管、企业法务、企业内部合规人士及律师同行分享了企业合规的实操要点。

海华永泰高级合伙人罗广建介绍了“公司决议纠纷数据报告与实操要点”。他指出，公司决议类纠纷共有三种案由，即：公司决议纠纷、公司决议撤销纠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的数量最多，占比52.53%。法院判定公司决议存在瑕疵的案件比较多。当提起公司决议撤销纠纷已超过60天的规定期限时，股东通常会选择提起诉讼。罗广建律师重点提示了律师行业新的业务机会，例如为减少公司决议瑕疵、规范公司治理，公司可以从合理制定公司章程、明确约定股东（大）会议程、表决条款设计等方面提前进行合理规划。

海华永泰合伙人丁芳律师就“盈余分配有效性分析”分享了研究重点成果。2014-2020年，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的争议类型主要有8类，其中管辖、撤诉及其它占比58%，执行盈余分配异议占比10%。就此，她提出了四条合理化建议：1、在公司章程、退股决定、分红协议等文件的制定过程中，应注重对于盈余分配的约定和合规性审查；2、分配方和盈余接收方都应当核查股东身份，避免未完全完成股权转移、或股权转移协议对于盈余分配归属约定不清的情况出现；3、通过利润分配决议，分配方案的内容应具体；4、诉讼前应做充分的证据准备和收集。

随后，邱茂波律师就“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裁判要点”分享了数据、实务要点和两个典型案例。此类纠纷的案由中，由出资引发的纠纷最多，占比42%；其次是代持，占比22%；第三是股权转让，占比19%。他以上海一中院类案裁判方法为例，分享了三个类型的审查步骤经验：1、原始取得情形下股权归属的审查步骤；2、继受取得情形下股权归属的审查步骤；3、隐名股东的资格审查步骤。他用两个案例分别探讨了“借走”的出资还算不算出资、股权代持如何保证股东资格两个常见争议。

聂彦萍律师就“董事高管的责任边界”结合数据和案例做了精彩分享。她首先指出，纳入研究的样本是1094份民事判决书，刑事案件没有收录。她以深圳某科技公司为例，指出董事和高管对股东增资有监管督促义务；股东的出资情况要从公司日常经营来考虑，对公司现金流和偿债能力加以关注。这个案例的特殊性在于，董事没有及时催告股东出资对于公司偿债能力降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聂彦萍律师接着介绍了上海十大商事案件之一的上海某国际贸易公司关联交易案，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2000余万元。此判例强调了对于公司治理而言，很多企业在关联交易规则的制定、关联交易决策回避制度的执行、交易公允和合规体系的建设、财务和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四方面的工作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各位律师的专业主题分享结束后，由徐培龙律师主持，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盖晓萍、合伙人顾艳红、刘淼对白皮书的撰写过程和亮点内容展开了圆桌讨论。

顾艳红主要介绍了增资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协议效力应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要求执行、对赌协议需明确对赌对象、规避隐含的投资风险等。刘淼分享了曾代理的某被限高客户的案件，该客户的公司由于对破产清算流程处理不当，导致股东个人受到牵连而被限高，可见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需要对各方细节保持慎重。

盖晓萍揭秘了《报告》从2014年开始统计的原因。2013年《公司法》修改之后，与公司相关的诉讼业务大量增长，司法解释陆续出台，律师处理公司业务的可诉性、可实践性更强，同时对专业性的要求更高，从2014年开始才具备客观的样本数据。以公司变更登记为例，总计统计样本1000多例，但独立成案的不多；许多地方法院不以“变更登记”立案的情况较为普遍，以股权转让纠纷和公司变更登记的较多。

03司法大数据拉平时空鸿沟

大数据、大格局、大服务——信息技术革命与数字时代带来了新理念。

近年来，来自政府和民营机构的法律大数据平台搭建日渐完善，司法数据库日渐丰富。2020年9月14日，最高法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见》，提出“同案必须同判，类案必须检索”的裁判指导精神，律师对参考案例的理解运用逐渐成为诉讼与非诉策略的重要依据，司法大数据的重要性又进一级。

当前中国的司法大数据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作为一项兴起不久的新事物，司法大数据的内涵仍随着形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没有固定的概念。法律服务工作中最常用到的大数据是向社会公开的裁判文书、庭审直播等数据，其出现与应用不仅为司法机关赋能增效，还打破了研究机构长期以来数据匮乏或数据垄断的局面，让研究数据更“触手可及”。

《与公司有关纠纷司法大数据报告与风险提示》的价值不只是在纠纷发生以后为律师和法官提供解决纠纷的参考，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过往发生的公司纠纷的大数据研究，帮助企业和律师更清楚地看到司法裁判的趋势，让企业从内部架构搭建开始就提升认知深度，从而避免纠纷。

“优秀的判决书里有许多有参考意义的处理方案和细节，除了有原告诉讼的细节和被告抗辩的细节，还体现着法官的智慧。这些细节凝结在一起，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商业社会。作为公司商事律师，我们从这些文书或者说大数据中，找到了许多合规相关的内容。”聂彦萍说，合规体系搭建的目的就是避免纠纷，她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从这本《报告》中获取经验。

她表示，大数据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拉平时间和空间的鸿沟，让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和工作年限没有那么久的人，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和报告，都能得到一样充分的信息和深入的研究成果。

为此，海华永泰选择与威科先行合作，联合发布这一《报告》。作为在法律大数据领域深耕的法律科技公司，威科先行建立的法律信息库除了收集、整理、以技术形式呈现海量数据外，还在数据深度挖掘、如何使用可视化技术助力法律工作者实务问题研究的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和新的探索。

威科先行高级法律编辑张羚表示，《报告》对公司来说能够起到很好的风险预警作用，对公司法务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工具书。当前《报告》已被录入威科先行线上数据库，威科先行平台的会员企业及专业用户都能获取到电子书版《报告》。“未来，我们一方面会争取把本次《报告》中未涉及到的与公司有关纠纷的民事案由进行补充，另一方面会依据最新的裁判案例，每年对《报告》既有内容进行更新，希望它能成为能跟得上每一个时代步伐的有用之书。”

《报告》也是威科先行在“法律研究+大数据分析”方面的有益尝试。威科先行希望能给法律从业者一些启迪，帮助法律从业者在研究实务问题中使用自然科学研究分析与建模方式，使研究结果更加高效、专业、直观。

海华永泰公司与商事业务团队十余位合伙人对于投入4年时间成就的这本《报告》，他们的期望不止于“实用”。

“大数据不仅仅是数据本身，在对数据的挖掘和再利用的背后，呈现出的是事实和观点的集合。有些观点有争议，大数据报告就是把这些争议点拿到台面上和大家探讨，虽然我们的分析结果不一定代表法院或司法系统的一致观点，但可以让更多同样具有合理性的观点被看到，让司法裁判更公平、更客观，进而推动司法往前走一步。”聂彦萍说。

法律服务业是最晚拥抱数字化的行业之一。而作为服务的接收端，法律服务需求者，尤其是企业消费者，越来越要求律师将他们的建议建立在数据洞察的基础上，而不是非结构化的经验和预感上。律师在评估风险或提供解决方案时，越来越需要预见性、整体性、快速性和差异化。

数据当被挖掘、解析并转化为信息的结晶时，就有了巨大的意义。这是海华永泰和威科先行对数字化的理解，而《与公司有关纠纷司法大数据报告与风险提示》正是对这一理解的落地。